不知有多少人清楚，那些被人津津乐道的“狄仁杰断案故事”其实是一个老外写的。
1943年3月的一天，荷兰人高罗佩乘坐飞机落地重庆，赴任荷兰驻重庆大使馆一等秘书一职。那时，抗战烽火中的重庆被阴影笼罩，轰炸机的轰鸣声随时可能响起，到处都是简陋的板房和窝棚。不过，即便如此，高罗佩心中依然充满兴奋。为了来中国常驻，他费尽了口舌，多次请求自己的好友帮忙调任。
1942年7月，高罗佩刚刚从上一份外交工作中脱身，需要乘船从日本出发，因工作安排辗转新加坡、非洲等地，最终得到任命落脚重庆。为了驱散旅途中的无聊，出发时，这位荷兰“中国通”随手把几本中文书塞进了箱子，其中有一本出版于18世纪的公案小说《武则天四大奇案》，他自己也没有想到，这本书给他带来了诸多灵感，让他在日后创作了一系列以狄仁杰为主角的探案小说，并因此享誉世界。
在重庆，这位对东方文化有着狂热之情的外交官，度过了三年梦寐以求的“中国式的生活”。他穿中国服装，写古诗，练书法，学篆刻，弹古琴，和诸多中国官员、学者结为好友。此外，他还找到了一位他心中完美的中国女子作为人生伴侣，真正与中国文化相伴终身。
其实，高罗佩的身份远不只是狄仁杰小说的作者这样简单，用如今的眼光去看，他也是最杰出的汉学家之一。循着对中国文化的热情，高罗佩还开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学术领域。他是第一个用西方学术方法研究中国“房中术”的学者，也写出过西方汉学界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古琴的著作《琴道》。在短短57年的人生中，他凭着兴趣与热情，在汉学领域做出了超人的成就。
2026年4月，高罗佩的同事巴嘉迪、万莲琴撰写的荷文传记《一生三任》的全新中译本《漫逐浮云到此乡：高罗佩传》问世，让高罗佩的故事重新出现在中国读者眼前。传记译者、高罗佩资深研究者张凌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感叹，在当代，如高罗佩一般全方位沉浸于中国文化之中的汉学家，已经相当罕见。
托马斯·范·古立克。高罗佩 供图
被阿加莎·克里斯蒂夸赞
1982年，高罗佩资深研究者张凌在《读者文摘》杂志上读到了分五期连载的高罗佩小说《黑狐狸》 （后来被译为《中秋案》），立刻被这个独特的故事吸引。她觉得，这个故事中不仅有血腥恐怖的命案，还有文人雅集、吟诗赏月的内容，有种令人沉迷的古典文学韵味。由此，她成为高罗佩的书迷，只要有高罗佩狄公案系列小说在中国出版，她一定会购买、珍藏，反复阅读。
后来，移居美国的张凌一直关注着高罗佩的信息。2011年，她在阅读高罗佩狄公案小说《柳园图》的英文原本时发现，多年前自己读到的中文版高罗佩小说，内容并不完整，也缺少对创作背景的交代。那时起，她决定将海外出版的高罗佩作品完整地翻译成中文。从2012年开始，她将自己的一些译文放到博客上，并在网友推荐之下与上海译文出版社合作。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，她终于完成了对高罗佩《大唐狄公案》全集的翻译。
高罗佩的小说里埋藏着无数知识、典故，需要细细查证，在表述和文风上也得字斟句酌。尤其是，在1953年，高罗佩还曾将自己的代表作《迷宫案》亲自翻译成中文，取名为《狄仁杰奇案》，在新加坡出版。《狄仁杰奇案》使用标准的中文章回体小说语言，流畅自然的程度可以媲美中国古代白话小说。有了原作者的翻译标准在前，作为译者的张凌感觉，自己在翻译中压力很大，“自始至终，从未轻松过一刻”。
1942年7月，时任荷兰驻日公使馆二等秘书的高罗佩乘船离开日本。在一年之后，他打开《武则天四大奇案》阅读。书中讲述的唐代县令狄仁杰的探案故事，深深打动了他。
六年后，高罗佩再度回到日本任职。当他看到日本的图书市场上充斥着模仿西方风格的“三流侦探小说”时，心中满是不甘。他觉得，中国人在公案小说、传奇故事，甚至《棠阴比事》这样的法律案例汇编中，对各类案件都有精彩的讲述。而狄仁杰、包龙图这些中国形象的魅力，也不亚于西方神探福尔摩斯。但东方的作家似乎很少有人关注到这一点，也没有人撰写这类的原创故事。
1949年，高罗佩自费出版了《武则天四大奇案》（共六十四回）前三十回的英译本《狄公案》，作为试水。结果，这个译本在海外图书市场大受欢迎。得到了鼓励的高罗佩决定自己投入创作。1950年，他花了两个月时间，完成了第一部以狄仁杰为主角的侦探小说《铜钟案》，但并未第一时间出版。很快，他又写出了一本《迷宫案》。《迷宫案》1956年出版后一炮打响，奠定了他日后创作狄公案系列小说的基础。这本书甚至得到了英国推理小说女王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注意。她亲自写信给高罗佩，夸赞他的作品。
在广受欢迎的《迷宫案》中，高罗佩独特的小说风格初现雏形。故事中，狄公狄仁杰颇具现代人的魅力，他帅气博学，能文能武，既是典型的“中国士大夫”，也是西方人眼中帅气干练的“全能英雄”。狄公身边的配角也是个个鲜活：粗鲁、好色的马荣，拥有邪门技巧的“技术骨干”陶干，精明的老助手洪亮，总有悲情遭遇的壮汉乔泰，还有玄兰这样聪明机警的底层女性。除此之外，小说中还出现了颇具现代感的“密室杀人”等作案手段，案情丝丝入扣，令人大呼过瘾。
此后十几年，作为职业外交官的高罗佩被派往许多国家任职，但无论被派到世界的哪个角落，他都会抽出时间撰写这部以中国古人为主角的小说，仿佛这才是他的志业。其子托马斯·范·古立克是一位外科医生，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：“虽然自己的工作领域与父亲完全不同，但我父亲的生活方式向我展示了职业专注和投入的重要性。国际化的环境，特别是中国的背景塑造了我，并帮助我理解生活在东亚等地的人们。在我自己的科学工作中，父亲是我的榜样。”他动情地回忆，小时候，他总是看着父亲坐在书桌前，为狄公案小说画明朝风格的绣像插图。那时，父亲嘴里总是叼着一根香烟。神奇的是，父亲从不会让烟灰沾染到画作上。
高罗佩一生中一共创作了20多部长短不一的狄公案故事。这些故事共被翻译成29种文字，风靡全球。它们也为狄仁杰形象在影视剧中的传播打下了基础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，由海外演员扮演的、高鼻深目的狄仁杰形象，开始在英国、美国的荧幕上出现。此后，1986年上映的中国第一部狄公案电视剧《狄仁杰断案传奇》，以及2024年播出的《大唐狄公案》，都是以高罗佩的小说作品为蓝本的。
精神上的中国人
高罗佩的好友、外交官陈之迈曾撰文回忆，多年前，他和高罗佩在重庆参加友人聚会时，高罗佩总是随时携带着一架古琴，常常会在饭后为全场人士弹奏一曲，以示助兴。此外，很多人也都见过他身穿中国铠甲的照片，这张照片也流传至今。虽然这样的装扮看起来有些滑稽，但在高罗佩心中，这件事相当严肃。他的种种言行都显示，他一直在努力向古代中国人的生活靠拢。
很难说清，高罗佩这样的一个荷兰人，为何会如此迷恋东方文化，并为之付出一生的时间。不过，在高罗佩的亲人看来，这场东方梦的缘起，与他童年时期的经历高度相关。
1910年，高罗佩出生在荷兰，5岁时，他的父亲因为工作调动，带着全家迁到爪哇。在爪哇的唐人街，高罗佩第一次注意到了招牌、卷轴和字画上的中文。这些神秘的“符号”，让他想起了父亲和祖父收藏的中国瓷器，也激发了他的好奇心。
后来，高罗佩曾询问自己的华人同学，这些字符是什么意思，却没能得到答案，但这样的好奇一直留在他心中。高罗佩之子，托马斯·范·古立克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在爪哇生活时，高罗佩有时会用木棍在沙地上描摹他看不懂的汉字，路过的华人看到，就会告诉他这些汉字的含义。就是从那个阶段开始，高罗佩迷上了东方文化，而且“这种迷恋贯穿了他的一生”。
1923年，13岁的高罗佩回到荷兰，在学习了古希腊、罗马、英语、法语等课程之后，中文依旧对他有着强烈的吸引力。他曾提到，将深奥的字义与完美的字形结合起来的汉字，能带给他“如在梦中”的快乐。他开始自学中文，还利用自己荷兰文名字的音译，给自己取了“高罗佩”的中文名。“高”取自他的姓“古立克”，“罗佩”则是他名字“罗伯特”的近似音。
左图：高罗佩绘赠金问源，1945年春。右图：高罗佩所绘狄公案插图，出自《铜钟案》。
为了一张疑似写有中文符号的“竹纸”，高罗佩结识了从莱顿大学退休的梵文专家乌伦贝克。乌伦贝克不会中文，但他对好奇心旺盛的高罗佩十分赞赏，向他传授了语言学以及梵文、俄语的知识，希望他继承自己的衣钵，进入学术圈。然而，高罗佩已经意识到，自己只是对东方人的生活感兴趣，并不想成为一名象牙塔里的学者。他清楚，自己读书，只是为了找到一份能融入东方人生活的工作。
1935年，博士毕业的高罗佩顺利考入荷兰外交部，被任命为荷兰驻日本公使助理译员。在日本，高罗佩迅速地迷上了来自中国的古琴文化。由于这个原因，他在七年中多次前往北京。几乎每次都是为了拜访他崇敬的古琴大师叶诗梦、关仲航等人，向他们学习古琴演奏。
在1943年如愿在重庆任职之后，高罗佩很快以古琴为纽带，结交了更多的中国朋友，其中不乏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。他参加了于右任、冯玉祥等人组织的“天风琴社”，是其中唯一的外国成员。他在中国的交游之广，令人震惊。比如，他曾与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成为至交，保持着长期的通信联系。他还曾写信给建筑学家梁思成，只为询问“中国何时开始使用椅子”这个问题。梁思成也耐心地回信为他解答。
高罗佩曾提到，早年间，他就梦想能和一位亚洲女性，特别是具有传统特质的中国女性，组建家庭。在重庆，他迅速结识了水世芳这样兼具东西方文化底蕴的“完美妻子”。水世芳出身中国官宦家庭，在齐鲁大学就读，战争爆发后为了读书在南方漂泊多年，因为向外国人教授中文而与高罗佩相识。二人情投意合，很快结婚。
高罗佩与水世芳在婚礼上的留影，1943年12月摄于重庆。
不过，高罗佩的家庭观也经历过复杂的变化。年轻时，他曾抱持波希米亚式的人生观，追求自由浪漫、无拘无束的人生。他在日本工作时，也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，有过“合约女友”这样的浪漫关系。但来到中国后，他很快就开始向往中国文人那种琴瑟和鸣的家庭生活。
婚后，高罗佩和水世芳很少对外谈论婚姻和家庭。在外界看来，他们的生活基本风平浪静，也完全符合高罗佩心目中的设想。水世芳的高素质、开朗和豁达，成为这段婚姻的保障。1946年，高罗佩被调离中国，水世芳也和子女们一道踏上了未知的旅程，日后，她和全家随着高罗佩在世界各地任职。晚年，她曾幽默地回忆，自己的丈夫根本不算是一位外国人，在很多方面，他比自己还像中国人。“从我们认识到他临终，他没有一天断过练字。他最爱吃元盅腊肠、喜欢四川菜。”高罗佩的儿子托马斯·范·古立克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：“就我而言，东方的影响和习惯更多来自我的中国母亲。虽然我父亲是荷兰人，我们也在荷兰和其他亚洲国家生活过，但我的父母在国际社群中结交的始终是中国朋友。我对东亚及其特定的风俗习惯非常熟悉。”
为兴趣燃烧一生的“异类”
高罗佩的传记作者之一、高罗佩在荷兰外交部的同事巴嘉迪曾记述，高罗佩有“许多了不起的特质”，其中之一，就是能在任何环境下有条不紊地工作，并且效率奇高。有这样的工作效率，高罗佩在同事们眼中就成了一位“优秀公务员”。但聪明如他，也会利用一些技巧，回避和推掉自己不感兴趣的工作。这种特立独行，偶尔会引发同事和上级的不满。虽然他的研究和收藏，吸引了一大批“同好”与他交流，但有时也让他在公务员群体中像个异类。
高罗佩不在乎这一切。他专注于自己的兴趣和热情，只要发现问题，必须满足自己的好奇心，甚至可以百无禁忌。1950年前后，他在日本出版日语版《迷宫案》时，出版社为了吸引读者，打算使用裸女图作为封面。一开始，高罗佩坚决反对，他自认为中国没有裸女画，这样的封面图放在中国故事书的封面上，并不符合逻辑。结果在搜寻证据的过程中，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。从此，他开始对中国性学领域进行探索，并写出了《秘戏图考》《中国古代房内考》两本书，奠定了他在中国性学领域的开创性地位。
高罗佩书房外屋。
中年之后，这位“业余天才”，依然沉浸于各种看似毫不相干的兴趣研究之中。1959年，他带着全家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工作，顺便在当地收养了几只长臂猿。高罗佩从小喜爱动物，受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，他把“猿”视为君子的象征，他对这些长臂猿倾注了大量的爱和宽容。晚年，他的很多照片都是与长臂猿合照的。后来，他开始写《长臂猿考》，也以猿猴为灵感写过一篇名为《晨之猿》的狄公案小说。
1967年，烟不离手的高罗佩查出肺癌，但他并未第一时间告知家人，而是争分夺秒地工作、写书，安排后事，以尽到对家人的责任。此外，他还默默地完成了他人生中最后两部重要的作品：《长臂猿考》和最后一部狄仁杰小说《中秋案》。当年9月，高罗佩与世长辞，终年57岁。
高罗佩信奉中国文化中“生死有命”的观念。在人生最后一部小说《中秋案》中，也看得出他思想的变化。整个故事从精彩的历史传说、推理演绎，变成了更具诗意和禅意的灵性之作。在《中秋案》故事的结尾，处理完大案的狄公对书中的角色“鲁禅师”说出：“此刻，我真是筋疲力尽了。”或许，这也是高罗佩借狄公之口吐露的最真实的心声。
他一生追逐着兴趣与友谊，不断漂流和探索。正如他赠给中国古琴学者徐文镜的诗中写的那样：“漫逐浮云到此乡，故人邂逅得传觞。巴渝旧事君应忆，潭水深情我未忘。”
参考资料：
《高罗佩事辑》，严晓星 编，西泠印社出版社
《荷兰汉学家高罗佩与民国学者交游续考——以新见莱顿大学图书馆藏高氏私人信札为中心》，作者施晔
科元网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